老路谈兵法-说长征（1）：长征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宣言书”

中央红军为什么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为什么8.6万人的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之后，锐减至3万余人？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为什么能够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长征的战略转机？毛泽东同志把四渡赤水，称为自己用兵的最得意之作，此战指挥究竟“得意”在哪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对这些历史的问号，如果从军事的视角来分析，它们都会交汇在一个同心圆甚至一个圆心点上，那就是：是否善于用中国传统兵学思想指导用兵作战。

长征用一次又一次的沉痛教训，也用一个又一个的艰难胜利，从正反两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特殊威力，帮助我们把心中的历史问号一个接一个的拉直。

（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能而君御者败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远见与军事才华，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得到了充分展现，获得了广大红军将士的高度认可。由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的一至三次反围剿作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歼敌，让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图谋落空。然而，当时中央的政治、军事负责人博古、李德等人并不认同毛泽东。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受到错误批判，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第四次反围剿，改由朱德、周恩来指挥。但周恩来、朱德抵制了“左”倾命令，延续了前三次的运动战方针，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术，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时，指挥权完全落入不懂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央负责人博古手中，他们放弃“诱敌深入，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由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改为与优势之敌打阵地战、堡垒战，导致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红军长征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异常惨烈，几乎陷入绝境之后，毛泽东被重新推上核心指挥位置，并且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以我为主、不受干预地指挥红军作战，从而把自己的军事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带领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沉浮、红军的胜败安危经历，无疑为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作了最生动的注脚。

（二）识众寡之用者胜，不识众寡之用者败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识众寡之用者胜。”意思是说，懂得根据敌我力量对比采取不同战法的，能够取胜。那么，怎样“识众寡之用”呢？孙子在同篇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这段用兵原则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量力而行，不能蛮干。实际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选择避开强大的敌人，实施战略转移，走上长征路，虽是无奈之举，但本身也体现了孙子“不若则能避之”的用兵智慧。如果中央红军坚持“小敌之坚”，必然成为“大敌之擒”，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如果说遵义会议之后挽救了中央红军的是“战神”毛泽东，那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挽救了中央红军的，应该是“兵圣”孙子。

（三）致人而不致于人者胜，致于人而不致人者败

《孙子兵法^●虚实篇》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对毛泽东同志高超的用兵艺术，有一句至高而真切的评价，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同志一生指挥了若干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让他感到最得意的用兵之作，不是平型关大捷，不是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也不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而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神”在哪里？“神”就“神”在毛泽东同志用兵的“致人而不致于人”上。反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红军没去有效地调动敌人，而是敌人攻在哪里，自己就被动地防到哪时，被敌人死死粘住打、扭着打。此可谓“致于人而不致人”，岂有不败之理？

（四）因敌而变者胜，不因敌而变者败

（五）红军长征与中国传统兵学既是“不期而遇”，又是“必然牵手”

所谓“不期而遇”，就是说，《孙子兵法》等思想出现在长征的作战行动中，大多不是有意而为。因为博古、李德、凯丰等人贬损和排斥《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法，毛泽东同志也否认自己长征前学过《孙子兵法》、曾用《孙子兵法》指挥打仗。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但个别人仍然不服气，如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等人。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

当然，毛泽东长征前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不代表他不认同《孙子兵法》。在遵义会议上驳斥凯丰的指责时，毛泽东还说：“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

毛泽东长征前没读过《孙子兵法》，并不代表红军将领都没读过《孙子兵法》。朱德在1906年，也就是20岁那年考入四川顺庆府中学堂。在这里，校长张澜向他推荐了《孙子兵法》，并鼓励他投笔从戎。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校期间，他系统研习了《孙子兵法》《吴子》等传统兵学典籍。当时讲武堂的课程正式将《孙子兵法》等典籍融入军事教育。刘伯承最早在1912年，也就是20岁那年，进入重庆将校学堂学习时，开始系统研读《孙子兵法》，后来对《孙子兵法》《吴子》等经典达到了“许多章节出口能诵”的熟稔程度。彭德怀1922年至1923年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对古代兵书爱不释手，尤其偏爱《孙子兵法》，不仅熟读，甚至能背诵《势篇》《虚实篇》等核心章节。

那么，既然毛泽东长征前没有学过《孙子兵法》，为什么《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学思想出现在他的战略战术里呢？这就有个“必然牵手”的问题。因为《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法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传承了几千年，早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里，走进中国人的思维里，无意识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毛泽东同志虽然此前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的有字书，但他那特别高的综合素养、军事天赋、触类旁通能力，让他对“客居”在各种书籍、各种知识中的无形的《孙子兵法》思想，具有特别强的感知力、接纳力、转化力。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兵法里处处闪耀着《孙子兵法》智慧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比如，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共同总结概括出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孙子兵法^●计篇》中有“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乱而取之”。朱毛提出“诱敌深入”战术，《孙子兵法》主张“能而示之不能”“利而诱之”。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朱德的用兵思想与《孙子兵法》，不仅思想高度契合，而且文字表述风格也非常相近，实可谓一脉相承。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天才”，更没有无缘无故的伟人；战场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更没有无缘无故的“以劣胜优”。可以想象，没有中国传统兵学智慧的基因传承与文化熏染，毛泽东就不可能横空成为一个天生会打仗的“军事天才”；没有过人的军事智慧，也就不可能带领红军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也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兵思想，就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延续与发展。陈毅1942年时就称赞刘伯承“论兵新孙吴”，而毛泽东何尝不是！

长征是最好的裁判，也是最具权威的“宣言书”，它用血与火的事实告诉人们：长征的胜利既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