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路谈兵法-说长征（1）：长征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宣传队”

红军长征中，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也奠定了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在作战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争，本质上是东西方军事思想之争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与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形成了尖锐对立。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以及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与博古、李德主张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不可调和。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路线之争，既是马克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化”之争，也是东西方军事思想之争。博古于1926年至1930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段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倾向，也是他后来被推上中共领导岗位的关键原因。李德是德国人，一战时被征入伍，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他曾参与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两年后成功越狱逃往苏联。在苏联，他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毕业后加入苏联红军，并担任骑兵师的参谋长。1932年，李德受苏联情报部门派遣来到中国。在上海遇到了老熟人博古。当时年仅24岁的博古虽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但缺乏军事经验，急需一位“军事专家”来支撑局面，便对这位“伏龙芝高材生”推崇有加。1933年初，在博古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的共同请求下，共产国际批准李德转为军事顾问，并于同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李德尽管名义上只是顾问，但博古将军事指挥大权拱手相让，使他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在苏区享受极高待遇。

从博古和李德的经历来看，他们受西方文化、西方军事思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影响非常大，对基于东方文化、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横竖看不上，最后竟然到了水火难容的程度。在瑞金李德的那座“独立房子”里，“李德和博古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中央红军在瑞金确定战略大转移时，博古曾提出留下毛泽东，后在周恩来的坚决反对下，才放弃这种安排。

（二）毛泽东受排挤、遭孤立，说到底是他的战略思想、用兵方略被污名、被曲解，没有被更多的人理解、认同与支持

在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遭到了“左”倾路线的排斥和打压，不仅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而且受到连篇累牍文章的攻击，他们批评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博古、李德等人对毛泽东作战思想、用方谋略的污名化攻击，不仅歪曲了毛泽东，而且亵渎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法；不仅让许多红军将士对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的用兵思想有了极深的误解，而且对《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思想产生了极强的抵触心理。而朱德之所以一直对毛泽东高度信任、全力支持，并不是因为两个人关系好，而是来自思想上的高度契合与共鸣，这与朱德曾熟读《孙子兵法》、毛泽东的心中有无形的《孙子兵法》，是有内在联系的。

（三）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换位，是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在红军队伍中从弱势走向强势的里程碑

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日益剧增的损失，特别经过湘江战役之痛，众多红军将士开始怀念朱毛指挥作战的时代，开始呼唤毛泽东同志回归中央领导层、重新指挥红军作战，也意味着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失败，必须退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毛泽东的回归，不仅是领导位置的回归，也是用兵思想的回归，是作战指导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层、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经过一系列作战行动，特别是四渡赤水，既坚定了红军将士对他的信任与期待，又让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从战争实践中，看到了毛泽东用兵的高明之处。从此，中国传统兵学的思想不仅通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被毛泽东放手运用，而且也进入广大红军将士的头脑之中，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红军将领的作战指挥之中，使得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在红军队伍中有了立足和不断生根、发芽、结果的土壤。

也就是说，遵义会议之后，中国传统兵学虽然在红军队伍里没有鲜明的“标签”或“名分”，而实际上已经居于作战实践中的重要指导地位。